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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海峰:儒学复兴未有穷期

发布时间:2016年1月28日

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

景海峰,1957年生,宁夏贺兰人。1984年获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,1985年至今任教于深圳大学。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国学研究所所长、哲学系教授,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、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等。

景海峰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儒学研究。专著有《熊十力》、《梁漱溟评传》、《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》、《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》、《熊十力哲学研究》、《诠释学与儒家思想》等。其中《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》和《熊十力哲学研究》分别获得第四、第五届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。论文《从诠释学看儒家哲学的教化观念》2011年获第17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(巴黎)傅伟勋基金会最佳论文奖。

深圳的学术地位正在慢慢成长

文化广场:您1985年即来到深圳大学任教,到如今已逾30年,您在深圳工作和生活有什么感受?这座城市对您的治学经历有何影响?

景海峰: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,始终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,变化也比较急遽,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缩影,它的思想观念对我的学术生活影响还是挺大的。在这里你能捕捉到新鲜的感觉,是一些老的城市不能给你的。另外,深圳也是一座多元化的城市,它的居民,它的学术机构包括深圳大学的学人来自五湖四海、四面八方,大家的思想可以得到互相激发和启示。第三,深圳毗邻香港,地缘优势使它对外部思想和信息接受的速度快,面更宽广,这就是它的先锋性和前沿性。我想这些方面对我的影响是比较突出的。

文化广场:深圳也是一座年轻的城市,曾被称为“文化沙漠”,它的学术研究更是从零起步,因为以前没有高校,没有科研机构。我注意到,您的两部专著《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》和《熊十力哲学研究》连续获得第四、第五届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,您对深圳学术界的现状有何评价?

景海峰:我觉得深圳的学术地位正在慢慢地成长。人文学科的学术积累非常重要,它跟科技和应用型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太一样,需要传承和代际的积累,要有一个过程。从文史哲领域来看,包括我的专业这些年也在积累、在成长。但总体来说,它在全国学术版图中的分量和地位还是不够,与深圳的经济实力远远不能相称。另一方面,深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量,学术人才的积累与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还不成比例,亟待增加和提高。

文化广场:一个学派或者学术群体的形成,需要有领军人物,更需要有一支成梯次建制的学术队伍。在这方面,深圳大学文学院和国学研究所已经作出了显著成绩,对此您有何心得?

景海峰:我们是做了一些事情,但因为平台有限,学术力量也有限,目前还只是在某些小的领域得到全国学界的认可和关注,比如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。但在整个大的范畴我们还欠缺多多,因为有很多边际和附属的东西我们还不具备,比如体制内的身份认可问题,博士学位授权的问题,还有国学所的资源和职位等问题,相关的条件我们远远不够。国学研究所只是深圳大学的重点基地,国家、省部的一些大的平台和身份还不具备,因此受到严重制约。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建立学术梯队,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力量。

新儒家与“三代四群”问题

文化广场:您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和儒学。梁漱溟先生被推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者,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,刘述先先生提出了“三代四群”的架构,其中第三代第四群是余英时、刘述先、成中英和杜维明。笔者采访成中英先生时,他认为第四代甚至第五代已经出现,其中第四代是陈来、杨国荣、林安悟等。您对您本人在中国哲学史和儒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如何评价?

景海峰:这跟学校的历史和在全国的地位有关,北大、复旦、武大等老学校的力量比较雄厚,它的师承和研究的积累非常丰厚。深圳大学毕竟是一所新学校,在比我年长或同辈的学者方面存在着缺环。关于四代、五代的提法,学界众说纷纭,社会上也有各种看法。比较成熟的还是“三代四群”说,杜、刘、成之后,学界新崛起的比较活跃的人物应该处于什么位置,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代际传承等问题,还不是个有共识的话题,你刚才说的可能是成先生自己的看法。目前学术界比较拔尖的人物,比如陈来、郭齐勇、杨国荣取得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,但也仅此而已,在形成“三代四群”的接续方面就很难讲。我的研究领域、学术取向跟“三代四群”稍微接近一些,因为我不是完全按照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,而是偏传统、偏儒学方面,也仅此而已。

文化广场:“三代四群”里还涉及一个问题,那就是儒学研究重心的转移。第三代第四群学者全部在海外,但大家能够认同的第四或第五代学者则大多集中在大陆,这个问题您怎么看?

景海峰:1949年以后,儒学或传统文化在大陆只是一些边缘的材料式研究,属于古籍整理之类,其思想阐发也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,它的独立身份实际上已不复存在,跟外界也没有交流,只是在自己设定的圈子里面。而儒家传统及思想研究在海外得到延续,上世纪50—80年代儒学研究的重心是在中国港台地区和海外。杜维明、余英时等留美学人和港台那一批人,因为有中西文化交流得天独厚的条件,他们比唐、牟那一代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和感知,与国际学术界的前沿有衔接感,做出的成绩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也更大。

改革开放之后,情况有了很大变化,处于一种重新洗牌的过程中,一方面是两岸三地之间的交流,一方面是国内与国际的交流,而且思想与学术的碰撞交融进一步深化。随着大陆传统学术的复苏,研究的规模和人数比港台、海外要多得多,而且大陆也有充分的文献资料的积累,一旦原来左的、僵化的、教条的禁锢被打破之后,便显现出一种内发的力量,因此在短短的几十年间,国内儒学研究有遍地开花的感觉,而且层面也丰富多彩,除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外,还有其他各种领域、各种身份的学者,因此,儒学研究重心的转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。

国际儒学大会已成为学术品牌

文化广场: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可以提供更高、更宽广的学术交流平台,迅速提高一个机构或一个地区的知名度和学术水平。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国际儒学大会就属于此类,今后是否继续召开,或者进一步加大力度?

景海峰:深大国学所主持的国际儒学大会已连续开了四届,慢慢在形成品牌,虽然还没有形成品牌效应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,我们还会不断做下去,并不断加以完善。它的特点是:参与度高,关注度广,与会者包括了国内外儒学界的重要人物;它既有很强的学术性,又有前沿性和当代性,前几届都涉及儒学研究在当下的思考,包括对它未来走向的前瞻,不是纯粹书斋里的话题,这可能跟深圳的地理位置和开放的角色有联系,我们会有意把这个特点保持下去。

文化广场:我采访杜维明先生时,他说过一句话: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儒学大会,如果能够坚持连续召开三年,想必会掀起中国儒学研究的新高潮。现在这个大会是否符合您的预期?

景海峰:现在的国学研究遍地开花,各有高招,儒学研究也蓬蓬勃勃。深圳举行的活动当然有一定影响,其规模和层次也有一定代表性,但现在国内、东亚地区和世界各地这类活动非常多,都有自己的特点。我们绝对不是唯一的,而只是百花里的一朵,或者说是儒学涌动大潮里的一朵浪花,做了一点点贡献。假如说儒学的复兴能够形成热潮的话,我们只是中间的一种助力而已。

文化广场: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曾参与《儒藏》,这是一项功德无量、泽惠学林的学术工程。此外,国学所还做了哪些工作呢?

景海峰:我们还做了岭南思想家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。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个误区,认为岭南地区的思想文化作用于中国历史仅是清代以后。其实明代岭南就出现了陈献章、湛若水、邱浚等一大批有全国影响的思想家,但由于他们的著作大都没有点校整理,使得相关研究长期滞后。我们这项工作计划分三个阶段,已经做了四年,共完成了15种文献的整理点校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希望通过这种努力激起更多人的兴趣,这对深化明清思想史论很有价值。另外,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做些研究工作,探讨他们的思想,也包括年谱撰写等。第四期正在做,以后每年会出几种。

(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http://szsb.sznews.com/html/2016-01/04/content_3431163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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